40多年前，史學家陳垣作古，子孫們把他的手稿捐贈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不久前，陳垣弟子、史學家柴德賡的后人將其《史籍舉要》等著作的手稿也捐贈給國家圖書館。至此，這些記錄著師生兩代愛國學者學術歷程與人生選擇的手稿有了共同的歸宿，成為一個民族的公共文化記憶。

　　20世紀40年代，陳垣寫于北平淪陷區(qū)的《通鑒胡注表微》，發(fā)微索隱，闡釋隱含在《資治通鑒》胡三省注中的故國之思、亡國之痛，借以抒發(fā)學者本人深切的愛國之情。與陳垣處境類似的柴德賡，則通過《〈鮚琦亭集〉謝三賓考》一文批判明末謝三賓晚節(jié)不保、兩次降清，指斥漢奸賣國求榮。睹物思人，今天的讀者細看手稿，依然能夠想見兩代學人以書齋為戰(zhàn)場、以紙筆作刀槍的風范。

　　一部書稿，一幅畫作，一件器物，一部戲劇，原本只是一個人或少數(shù)人的創(chuàng)造，但一旦進入公共文化領域，其所承載的知識、情感、道德觀念就為大眾所共同享有。在公共文化空間，人們同讀一本書、同賞一幅畫、同看一場戲，不僅收獲個人知識的積累、情感的豐富，而且使自己與前代人、同代人乃至后代人發(fā)生了關聯(lián)，每個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就在這些過程中被不斷改寫。

　　欣賞著五色水墨，撫摸著秦磚漢瓦，吟誦著唐詩宋詞，無論來自長江之濱，還是黃河之畔，無論生活在白雪皚皚的北國，還是椰風海韻的南疆，中華兒女都能體會到先民篳路藍縷的艱辛，能感受到數(shù)千年輝煌文明帶來的榮耀，當然也會想起百余年來所遭受的屈辱和不懈的抗爭。正如前人所說：“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民，亦且非一血統(tǒng)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

　　在這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的培育和傳播，既離不開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劇院這些實體的公共文化空間，更離不開廣闊的網絡空間。有那么多網友把長城、兵馬俑乃至五星紅旗作為自己的社交媒體頭像，也有那么多網友的簽名檔里寫著“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當節(jié)慶來臨時，各個網站洋溢著中國紅；當遭遇重大災難時，各個網站又不約而同地只剩下了黑與白……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豐富而熾烈的情感，由此觸發(fā)。

　　接續(xù)著前人對國家的深情，陳垣、柴德賡的后人把珍貴的手稿捐歸國有。這些手稿與實體或網絡空間中每個具體而微的文化載體一道，共同構成對民族歷史文化的敘述，需要每個人去了解、去傳播。共識需要以共同的知識、共同的情感為基礎。